「廿一世纪信息科技发展所衍生的社现象及对社会服务的冲击」- 史文鸿先生

合办机构：社会服务发展研究中心 .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社会工作部

香港理工大学通讯教育中心  史文鸿博士

信息科技新发展下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与公民权利

信息科技在今天打开了我们一个新的天地，大量的信息在电话、电视及特别计算机互联网流通，人类从来未经历过有这么多的信息储存起来，及极方便地供人使用。[1]生产、服务、消费娱乐也更高度发展。乐观的人相信人类将会走进一个高度自由自主的世界，生活舒适及容易。[2]不过，亦有传媒学者警告：信息不平等的接触及内容的贫乏使已经广泛的国内社会危机加深。[3]连经济学者也关心到信息年代的真正革命有两方面。第一是我们越来越当信息是私有财产。第二是我们坐视大企业及政府发展出对信息实际上的垄断。[4]

更且，富有国家的信息科技极发达，贫穷国家这方面就落后，不单国与国如此，一个社会之内也有这种分化：现代信息经济减弱了孤立的个体，了解及申张他们阶级利益的能力，同样的力量一直加强统治阶层攫取阶级力量的能力。[5]

事实上，信息科技在互联网及其它传播方式之下，成为政府、商业机构、社会大小组织与个别市民之中介渠道，使大家之间建立了崭新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

政府利用信息科技提供信息，塑造市民的意念及价值观，更甚至可发动市民。商业机构明显是利用信息科技来赚钱--无论是推销货品或服务、甚至信息本身。而个人面对这一切又有什么响应的能力呢？

具社会理想的传媒学者，就认为：人们要把信息看待为一种社会财富(social good)，及发展和创造一个民主社会的中心原素。在这前提下，信息可用来发挥民主决策、帮助市民参与政府，及对在经济找寻大致平等的措施作出贡献。全面及有组织的信息使决策者做理性的资源分配决定，将社会诉求分好等次，增大社会福利。它可以容许决策者克制伤害社会的不良行为，如污染、吸烟及军备生产。这些信息来源可使领导人推动对社会有利的科学及发明，及组织历史经验作有意义的现今反省及应用。简言而之，全面及有组织的公众信息可使决策者将过去的知识及经验应用在现时的事态及问题之上。[6]

 (一)   商业机构的关怀及不足：

信息科技无论是硬件、应用软件及娱乐信息软件，均集中在大集团手上，它们关心的是盈利，而无可避免，使用者的社会条件越好，越会优先得到照顾，计算机渗透、有线电视的渗透方式就反映出这个事实。首当其冲是商业信息科技带来的问题如垄断、商业货品销售及服务提供质素保证、商业中色情、睹博及投资的管制。但起码我们应关心有学者指出，信息科技发展由于商业的利润关怀，会构成短线问题或桎梏，尽管长线信息科技带来的行益可能是普及的：

低收入的小区可能比富有的小区更难得到信息联机或联系服务，它们更难付买电子硬件及器材的钱，它们不会是软件及在线内容服务的吸引对象，它们在教育其成员去面对数码时代的挑战和机会所拥有的资源更少。尽管，长远来说，数码科技对那些由于区域及欠缺流动能力的人，可以产生在服务及机会上一种巨大的平衡效果，及创造出产品和服务，人们可以低成本广泛分享得到。[7]

问题是短线对社会上贫穷人仕所形成的挂斥，若不加以改善，可能会导致长远被排斥的恶果。以下本文集中分析社会大众面对商业信息科技的资源垄断及高度商业化的各种问题和解决方法。
 
 (二)   信息科技发展下的社会问题：

 a).   劳工及就业--信息科技发展时常被强调会带来更多社会就业，其实这论点和事实不符，不单个人的能力越来越被财团支配，[8]信息科技发展使资本拥有者得到最大利益，不是劳动阶层。[9]连研究者也被操控或被「鼓励」和大财团合作。[10]同样，就以信息科技带来遥距教学为例，可以减少教室及学员上学时间，但又同时减少正规受薪老师受聘，更少教育设施及教育上人与人接触的人道空间，也反映这可能是遮掩社会轻视教育投资的一种手法。[11]

同样，无论大财团或政府，都在外判(out-source)不少原来工作，亦有专家以为将来工作不少受到工作地点的局限，家庭同时是办公室。这种就业模式有很大的社会引申，首先是外判可能是制造半就业的方式，因为受雇者往往不能享受种种员工福利，也没有固定合约的保障。这种受雇及工作方式更减少人与人之间之沟通合作，更使人与人之间难以体会面对和受雇机构的共同关系，也更无法使他们意识及争相共同的权益，变成机构的控制物。

 b).  消费及娱乐的内容：

信息科技带来消费购物和娱乐的极大方便。不过，这些服务的质素，就不能不受到质疑。消费购物要透过广告，但广告在影像世界的出现，是否可以代替实际的认识？不单这些内容可以是重情绪牵引而不重实质，产品显示也可以通过电子影像包装变成更吸引。消费者消费是否真能保持理性及充份掌握事实，就是个问题。

娱乐变成可安坐家中，是自电视面世已经发生了的事实，但网上或荧光画面出现的娱乐在质素上，就非常可怕。大量频道及互联网的信息娱乐，使各种光怪陆离的内容充斥着：电子色情、电子睹博、电子言论广场 (由ICQ、Chit-chat网到种族主义、神怪迷信思想的内容到劣质的画集、音像制作等，家长担心其渗透、老师解释力不从心及社会监管处师解释力不从心及社会监管处处无知及无从入手。

事实上，连电影这类过往是主流及一直注重艺术质素的产品，也受到电子生产科技的极大冲击。席勤 (H.I. Schiller) 就批评现今电影及电视只关心大量应用计算机衍生影像 (Computer generated images) 画面，来创造景观，而忽略深入的题材。结果，视觉上及技术上的匠工对比出愚蠢及空洞的故事。[12]事实上，由『侏罗纪公园』到『铁达尼号』及『帝国骄雄』，都完全反映出官能刺激及煽情是主导，欠缺深入的人性刻划与社会反省。[13]

面对这一切，我们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如何看社会及人在其中的位置。个人生活的目的、社会的理想、与及人和人在工作、玩耍及日常生活中如果连系在一起。[14]

(三)      信息科技带来的挑战及发展方向：  

新数码世界中的一切都会是不同的：我们如何工作、建立社会关系、产品及服务的消费、娱乐、学习、处理个人及家庭的经济、照顾健康。在城市生活的每一方面，现实空间和数码科技空间（cyberspace）会有种种不同的结合方式，虽然我们不能完全透彻知道它们形成或发展的形式。它们好与坏的潜质仍然是开放的，我们要透过我们以个人、制度及政府的不同身份所作出的政策抉择来影响它。」[15]

信息科技最大的特点是它互动的潜质及中心分散的特性（decentralizing nature）。本来社会上贫穷的一群千百年来是受到社会支配的，他们的信心及自视低、能力不足、处于被动及无权无势。电子科技可以帮助他们方便吸收新信息、更了解现实、更能沟通团结同侪，学习、建立信心及充权就变成更容易达到的境地。政府要推动计算机及信息科技普及，就要为基层下功夫。其实，当今电讯、电视及计算机影像越来越整合在一起，个人以「手提信息电话」及家中的电视同时又是或结合计算机，成本会越来越低。政府除了鼓励业界加快「科技融合」（technological convergence），更应建立更好的社会「下层建筑」（infra-structure），这包括学校、广义小区中心（青年、老人、小区中心、公共图书馆）有新软硬件及训练支持中心掌握科技的传授者。长远来说，甚至低收入家庭也应可享受到优惠硬件及信息科技应用知识传授。传授工作的重要性在于要使应用者掌握有生产及增值作用、建立信心及充权的知识，而不是变成信息科技的消费者───醉心互联网的游戏及官能满足而已。[16]

另外两个重点是政府应鼓励容易使用的软件生产及渗透，更且，由于信息科技发展飞快，定期及快捷的改进（upgrade）也很重要。[17]

简单来说，政府在信息科技的发展中，扮演一个极重要的角色，而不是业界认为，政府对他们的垄断及牟利应采取积极不干预。

政府要反垄断，设法例监管商业道德及信息内容，鼓励业界参与发展边沿及基层团体，使他们早日应用上信息科技，透过学校、小区甚至对家庭资助方式，来发挥信息科技可以有更大潜质普及化和使基层充权的特质。[18]

 其它参考数据

Daris, Jim etal. (Eds.) (1997), Cutting Edge ─ Technology Information, Capitalism and Social Revolution, London：Verso.

McQuail, D & Siune, K. (Eds.) (1998) Media Policy ─ Convergence Concentration and Commerce, London, N.Y.：SAGE.

Slevin, J. (2000), The Internet Society, Cambridge: Policy.

 个人资料

 史文鸿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哲学博士，现任香港理工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高级讲师，研究范围为美学、电影、文化研究及社会理论

 [1] 参看Bell Daniel (1974), The Coming of Post Industral Society, London: Heinemann (p.14ff)早在七十年代，社会学家丹尼贝尔（Daniel Bell）就分析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而这个社会最大的特色是服务行业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生产行业，信息是个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资源。

 [2] 乐观的人仕以为信息科技会带来人类自由自主的生活方式，是个信息科技支配下的乌托邦。参看Brown, J.S. & Duguid, P (2000), The Social Life of Information, Boston, Mas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另外，微软主席盖茨 (Gates, B.)就以为计算机科使市场资源增大及交易成本降低。参看Gate, B. (1995), The Road Ahead. N.Y.: Viking, p.158。

 [3] Schiller, H.I. (1996) Information Inequality, N.Y. & London：Rostledge, P.xi。席勒指的是美国，他关心的是高度商业及垄断的信息科技，使信息变成是商品，失却了它作为社会公众资源的意义。

 [4] Perelman, M (1998), Class Warfar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N.Y.：St. Martin's Press, p.32。

 [5] 同上，p.32-3。作者更进一步以数字说明由六十年代末至今，美国社会贫富悬殊不断加剧，伴同信息差距加剧的现象。Flecha, R亦提到拥有及缺乏信息者的两极端化的现象。Cr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Information Age (1999) (Rowman & Littlefield), p.65-66。

 [6] Schiller, H.I. (1966) p.35

 [7] Mitchell, W.J.："Equitable Access to the Online World" in Schoen, D.A. et al. (Eds.) (1999), High Technology and Low Income Communities, Cambridge, Mass.：MIT Press. p.162。

 [8] Perelman, M.(1998)p.68

 [9] 同上，p.59

 [10] 同上，p.98。政府在大学研究经费收缩，学者迫使要和财团合作，而研究成果变成是集团的财富，当然不排除研究者也有得益，成为股东一份子。但研究之中立及客观社会利益取向，也因此受到打击。参看Schiller H.I. (1996) p.46-7。

 [11] 参看Schiller, H.I. (1996) p.79。席勒不否认网上可以有很多知识内容，也是个在图书馆及博物馆以外的财富。但有什么可以刺激年青一代追求财富，而不是在网上购物。娱乐及追寻种种刺激呢？更且，网上有更多的垃圾资料，分辨要更多训练和努力。

 [12] Schiller, H.I.(1996) p.68

 [13] 参看史文鸿 (1996)电影文化、理论和批判 (香港：次文化堂)书中有广泛批判『大型电影』包括『侏罗纪公园』的部份。此外《香港影评人协会》季刊月(第五期)《铁达尼号的社会意义》一文；《香港影评人协会》季刊 (第八期)中对《帝国骄雄》的批评。

 [14] Schiller, H.I. (1996) p.133

 [15] Schoen, D. Aetal (Eds.) (1999) p.8 (Introduction)

 [16] 参看同上，p.377-8

 [17] 同上，p.384

 [18] 同上，p.36-38，这里Castells, Manuel 提出政府可鼓励信息科技集团在贫民区设办公室、信息渗透，来加快發展。